2024 年,成为了中美影响力扭转的关键转折点,这一变化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掀起了波澜,引发了全球的广泛关注。一时间,关于美国走向衰落原因的讨论甚嚣尘上。有人认为,自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了强劲对手,如同失去了前行的动力,发展逐渐后继乏力;也有人觉得,美国在战略方向上出现了严重失误,未能成功遏制中国崛起,因此导致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受到挑战。
然而,在深入剖析后会发现,这些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并非美国衰落的核心因素。即便是常被人诟病的选举制度,也并非致使美国走向衰落的最根本缘由。实际上,美国衰落的真正根源在于西方文明自身存在的三大难以自我调和的系统性问题。这样一些问题犹如深埋在西方文明体系中的定时炸弹,跟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露其威力,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难以长久维持其强盛地位。
可以大胆假设,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所谓 “国运事件” 并未发生,美国同样会以类似的方式走向衰落,或许只是这一过程会更加漫长,如同温水煮青蛙,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下坡路,让我们一同深入探讨这背后隐藏的深层逻辑。
西方文明面临的首要系统性问题,便是未能成功演化出稳固且长效的大政府模式。这里所提及的 “西方”,其范畴甚至将苏联也涵盖在内 。苏联,这个曾经在世界舞台上熠熠生辉的超级大国,仅仅存续了短短几十年,便如大厦倾颓般宣告解体 。西方世界常常将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结于自身先进制度的优越性、的影响以及休克疗法的实施等。然而,从更深入的角度分析,苏联作为大政府模式的实践者,由于缺乏长期的历史沉淀与磨合,在面对大政府模式所带来的诸多复杂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妥善应对 。
在苏联的内部结构中,主体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问题犹如一颗定时炸弹,随时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不同民族在资源获取、经济发展机会以及政治参与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导致了民族矛盾的不间断地积累和激化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也出现了严重失衡,中央政府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未能充分考虑到地方的实际的需求和发展差异,使得地方在经济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缺乏足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集权与分权的尺度把握不当,进一步加剧了苏联内部的矛盾。过度的集权使得决策过程缺乏灵活性和民主性,难以迅速有效地应对各种复杂多变的问题;而分权不足又导致地方无法充分的发挥自身的优势和潜力,限制了整个国家的发展活力 。
这一系列问题与我国秦朝时期的情况有着相似之处。秦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首次构建起了庞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然而,由于缺乏治理如此庞大国家的经验,秦朝在面对诸多复杂问题时,同样显得手足无措。在短时间内,秦朝未能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来协调各方利益,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民族之间的关系,最后导致了二世而亡的悲剧结局 。苏联的解体,也正是由于在大政府模式的探索过程中,没有充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没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从而在内部矛盾的重重压力下走向了崩溃 。
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西方国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小政府模式的偏好,他们力求将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干预降至最低限度 。在经历了 1991 年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后的长达三十多年时间里,西方的思想观念通过种种渠道广泛传播,对许多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思想渗透下,一种刻板的思维模式逐渐形成:当人们听到 “小政府” 这个概念时,往往会下意识地将其与自由、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仿佛小政府就是自由的象征;而谈及 “大政府” 时,脑海中则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专制、独裁的形象,将其视为自由的对立面 。
然而,这种片面的认知是对政府模式的一种误解。若能摒弃这种先入为主的刻板思维,以客观、理性、全面的视角审视世界,便显而易见小政府模式并非完美无缺,其背后隐藏着诸多弊端 。在二战后的全球化经济浪潮中,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国际贸易体系 。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一直试图维系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小政府模式的局限性愈发凸显 。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有产业经济体都被卷入了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当美国的产业面临来自其他几个国家的有力竞争时,为维持自身的竞争力,常常要采取一系列措施 。这些措施可归纳为 “持续性三角”,具体包括:
其一,对外让利,通过适度压低本国资本的利润空间以及工人的实际收入,来降低产品价格,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 。这种做法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能够吸引更加多的国际订单,但同时也会损害本国资本和工人的利益 。我国在早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曾走过类似的道路,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种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如工人待遇低、劳动强度大、产业附加值低等问题日渐突出 。
其二,加大对未来的投入。从国民层面来看,倡导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以积累更多的资金用于未来的发展;从国家层面来说,积极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条件,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全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实施产业补贴等短期内难以看到回报的投资,扶持新兴起的产业和战略性产业的发展 。
其三,推动产业升级,大力投入科研,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实现技术突破,从而提升产品的技术上的含金量和附加值,增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
然而,在小政府模式下,要真正落实这三项举措并非易事 。在冷战时期,由于面临着来自苏联的强大外部威胁,美国政府能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凝聚国内各方力量,咬牙坚持推进这些举措,以维持国家的竞争力和国际地位 。但随着苏联解体,外部威胁的解除,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举措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 。
当采取对外让利措施时,普通民众会深切感受到自身利益受损,他们会觉得国家的发展与自己每月微薄的月薪毫无关联,无法从国家的发展中获得实际的利益,从而对这种政策产生抵触情绪 。在加大对未来投入方面,民众往往更关注眼前的利益和生活品质,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意味着他们要克制当下的消费欲望,忍受生活的 “痛苦”,而这种 “痛苦” 与贷款消费所带来的畅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因此,民众会发出诸如 “我的国呀,请等一等你的人民” 这样的呼声,表达对政府政策的不满 。在投入科研方面,由于科研项目往往需要大量的资产金额的投入,且回报周期长,普通民众难以看到短期内的实际收益,他们会质疑政府为何不将这些资金平均发放给大家,改善当下的生活,而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看似遥不可及的科研项目中,如探索月球等 。
这三项举措的收益都在遥远的未来,而成本却需要由当下的民众和资本来承担 。资本具有逐利性,它们追求的是短期的高额利润,对需要长期投入且回报不确定的项目,往往缺乏积极性和耐心 。普通民众在面对当下的生活上的压力和消费诱惑时,也很难坚定地支持政府的长期发展的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小政府模式由于缺乏足够的权威和资源来协调各方利益,压制这些矛盾,难以坚定不移地推动国家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再加上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选举制度,这种制度容易使国家政策受到民意的裹挟,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往往需要仔细考虑选民的短期利益和诉求,而忽视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利益,使得上述矛盾从根本上难以得到一定效果调和 。
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浪潮中,美国为维持自身产业竞争力,需采取 “持续性三角” 策略。这一策略要求对外让利,压低本国资本利润与工人收入;加大未来投入,如开展基建、发展教育、补贴产业;推动产业升级,大力投入科研。然而,在小政府模式下,该策略实施困难重重 。
对外让利时,普通民众月薪微薄,难以从国家发展中获利,对政策极为抵触。加大未来投入意味着民众需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忍受当下生活品质下降,与贷款消费的畅快形成鲜明对比,导致民众发出 “我的国呀,请等一等你的人民” 的呼声 。投入科研方面,民众质疑资金为何不用于改善生活,认为探索月球等科研项目与自身利益无关 。
资本的逐利性使其难以接受长期投入且回报不确定的项目。小政府缺乏足够权威与资源协调各方利益,难以压制这些矛盾,使得 “持续性三角” 策略在小政府模式下难以有效落实 。
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小政府模式的弊端。在选举过程中,选民的意见和偏好对选举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政治家们为了赢得选举,往往会迎合选民的短期利益诉求,而忽视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 。
这就导致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在短期内给选民带来实惠的措施,而对那些虽然对国家长远发展有利,但需要在当下付出成本、承担风险的政策,往往缺乏推行的动力和勇气 。例如,在面对是否加大对未来投入的决策时,政府考虑到选民可能对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的政策不满,担心这会影响到自己在选举中的支持率,于是可能会放弃这一有利于国家长期竞争力提升的举措 。
在投入科研方面,尽管科研创新对于国家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但由于科研项目的回报周期长,短期内难以看到明显的经济效益,选民可能对这类项目缺乏热情。政治家们为了迎合选民的这种心理,可能会减少对科研的投入,导致国家在科技领域的发展滞后 。选举制度使得政府的决策受到民意的过度裹挟,难以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政策,进一步削弱了小政府模式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能力 。
由于小政府无法有效化解内部矛盾,美国开始慢慢地从工业制造领域撤离,将矛盾重重的中低端产业链转移至其他几个国家,试图转型成为由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国家 。这一转型看似为美国提供了一种轻松获利的途径,然而,其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 。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核心地位,成为了美国维系金融资本存活的关键工具 。美国利用美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周期性的美元潮汐来操纵全球金融市场 。所谓美元潮汐,即美国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在经济扩张期大量发行美元,使其流向全球市场,推高其他几个国家的资产价格,制造经济繁荣的假象;而在经济收缩期,则大幅加息,吸引全球资金回流美国 。这种周期性的操作,使得美国能够在全世界内收割财富 。
此外,美国还常常通过制造局部战乱来扰乱其他几个国家的经济秩序,迫使国际资本出于避险需求回流到美国 。例如,在中东地区,美国频繁挑起战争,导致该地区局势动荡不安 。许多国际投资者为保障自身资产的安全,纷纷将资金撤回美国,这使得美国的金融市场得以维持稳定,并为其金融资本的运作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然而,这样的做法虽然在短期内为美国带来了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却严重破坏了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加剧了国际社会的矛盾和冲突 。
美国在转型为金融资本主导的国家后,为维持自身的经济体系稳定,必须接纳一个制造业强国融入国际贸易体系 。因为缺乏足够庞大的实体产品作为支撑,仅依靠金融手段进行 “左脚踩右脚,右脚踩左脚” 的把戏,必然会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失控 。而被美国接纳的产业国家,需要具备出色的组织架构,以应对两大严峻挑战 。
一方面,要能够妥善处理美国转嫁而来的制造业相关矛盾 。美国在将中低端产业链转移出去的同时,也将一系列问题一同转移,如劳资纠纷、工作时长争议以及环境问题等 。以我国为例,在承接制造业的过程中,虽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成就,但至今仍面临着一些劳资纠纷和工作时长争议等问题 。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可能会忽视员工的合法权益,导致劳资关系紧张 。在环境问题方面,制造业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也给我国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如工业污染排放等问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和精力进行治理 。
另一方面,产业国家要能够抵御美国的制裁,防止资本大量外流 。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域常常运用制裁手段,对那些不符合其利益的国家进行打压 。当美国认为某个产业国家对其地位构成威胁时,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手段迫使该国屈服 。例如,美国对伊朗、俄罗斯等国实施的制裁,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
美国在寻找能够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家时,进行了多次尝试 。起初,美国扶持欧洲,希望欧洲能够承担起制造业的重任 。然而,欧洲松散的小政府模式使其根本没办法有效应对美国转嫁的制造业矛盾 。欧洲国家在处理劳资纠纷、工作时长争议等问题时,往往缺乏强有力的手段和政策,导致矛盾不间断地积累和激化 。此外,欧洲国家都会存在人口老龄化问题,生育率低下,劳动力市场逐渐萎缩,这使得欧洲在制造业发展方面缺乏足够的动力和活力 。美国不愿为未来投资,而欧洲在这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投入等方面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其在科学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方面进展缓慢,毫无未来可言 。
后来,美国将目光投向亚洲四小龙,包括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 。这些地区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受益于美国的产业转移,经济得到了加快速度进行发展 。其中部分地区的组织架构存在一定缺陷,尽管它们传承了中华文化的勤劳品质与纪律性,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能够消化制造业带来的矛盾 。但面对美国的 “抽血”,即通过美元潮汐和贸易政策等手段对其进行经济掠夺,亚洲四小龙很快就陷入了发展困境 。例如,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亚洲四小龙遭受了沉重打击,经济稳步的增长大幅放缓,许多企业倒闭,失业率急剧上升 。这充分暴露了它们在应对外部经济冲击时的脆弱性,没办法承受美国长期的经济压力 。
为了避免自身金融资本崩溃,美国构建了一种类似 “养蛊” 的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美国不断在全世界内寻找能够承接其产业转移的国家,希望能够通过培养多个产业国家之间的竞争,筛选出一个组织架构更优、生产能力更强的国家,以满足其经济需求 。
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参与竞争的产业国家如同 “蛊虫” 一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相互角逐 。那些无法有效应对制造业矛盾、无法抵御美国制裁的国家,逐渐在竞争中败下阵来,陷入发展停滞 。而最终能够存活下来的 “蛊王”,必然是既可以有明显效果地压制和化解制造业矛盾,又能成功抵御美国 “收割” 的国家 。
这种 “养蛊” 模式的存在,使得美国在全世界内不断制造竞争和矛盾,加剧了国际经济秩序的不稳定 。而一旦这样一个组织架构卓越的 “蛊王” 出现,对于美国的世界霸权而言,无疑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因为这个 “蛊王” 国家不仅具备强大的制造业实力,能够在全球经济中占了重要地位,而且其出色的组织架构使其可以有明显效果地地应对美国的各种手段,拒绝美国的不合理要求和干涉 。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美国将失去对全球经济的绝对掌控力,其霸权地位将受到严重挑战 。
如今,许多人认为,如果当年小布什没有发动伊拉克战争,而是先全力对付中国,美国便能继续称霸世界 。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美国自身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无论历史如何重演,美国的 “养蛊” 模式必然会导致一个强大产业国家的出现,这是由其自身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需求所决定的 。即便在 2000 年左右,美国就全力针对中国,且不说能否成功遏制中国的发展(毕竟早在 1950 年美国就曾尝试过遏制中国,但并未成功),退一步讲,若没有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产业国家,在次贷危机爆发时,美国金融体系的巨大隐患可能没办法如此迅速地被揭露 。
美国金融体系长期存在的过度杠杆化、金融监督管理漏洞等问题,迟早会引发危机 。而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庞大的实体经济为全球经济提供了稳定的支撑 。假如没有中国,美国在面对次贷危机时,可能会更加孤立无援,其经济体系能否存续至今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
当美国在全世界内精心打造的 “养蛊” 模式中,那个堪称完美的产业国家终于出现时,一系列新的矛盾也随之被激化。这个能够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产业国家,一定要具有四大关键特质,这些特质是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立足和发展的基石 。
首先,它要拥有强大的能力,能够有效化解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各类矛盾 。制造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涉及到诸多复杂的利益关系和问题。例如,随着制造业规模的扩大,劳资纠纷可能会频繁出现,工人对于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劳动强度等方面的诉求需要得到妥善解决;工作时长争议也不容忽视,如何在保障生产效率的同时,确保工人的合法休息权益,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制造业的发展往往会对环境能够造成一定的压力,如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等,这就要求产业国家一定要具有完善的环境治理体系和措施,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 。
其次,要能够克服普通民众与资本的短视行为,持续加大对未来的投入,确保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普通民众通常更关注眼前的生活品质和利益,对需要长期投入且短期内难以看到回报的项目,往往缺乏支持的动力。资本则具有天然的逐利性,追求短期的高额利润是其本能,对那些回报周期长、风险较大的投资项目,往往持谨慎态度 。然而,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离不开对未来的规划和投入。在科技快速的提升的今天,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能够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人才,为国家的科学技术创新提供坚实的人才储备;全力发展科研,能够推动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提升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例如,在新能源领域,对太阳能、风能等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研发和应用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投入,但这些投入对于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实现能源的可持续供应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
再者,要能够有效遏制美国扶持的本土买办资本,防止其无节制地向美国输送资产 。美国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常常会在其他几个国家扶持一些买办资本,这些买办资本为了追求个人私利,不惜损害国家的利益,将国内的优质资产、资源等输送到美国 。这不仅会导致国家经济的损失,还会削弱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安全 。因此,产业国家必须建立完整的法律和法规和监督管理体系,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管,严厉打击买办资本的非法行为,确保国家的资产安全和经济稳定 。
最后,还需拥有广阔的战略纵深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保障国家的社会稳定 。广阔的战略纵深能够为国家提供足够的战略回旋空间,在面对外部威胁时,能够更好地进行战略布局和应对 。强大的军事力量则是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重要保障,它不仅仅可以抵御外部的军事侵略,还能够在国际事务中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地位 。当国家面临外部势力的干涉和挑衅时,强大的军事力量能起到威慑作用,确保国家的社会稳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
在全球范围内,能够同时满足上述四个条件的组织架构,自人类诞生以来,唯有东方成熟的大政府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而中国正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 。中国拥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这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 。这种文化渊源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价值观,如儒家倡导的 “仁爱”“礼义”,道家主张的 “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等思想,都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和行为准则 。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这些文化理念能够极大程度地缓解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矛盾 。当面临劳资纠纷时,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中的 “和为贵” 思想能够促使劳资双方通过协商、调解等方式解决实际问题,寻求双方利益的平衡点,避免矛盾的激化 。
中国人民对重回世界巅峰有着强烈的渴望,这种渴望成为了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 。自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段屈辱的历史,遭受了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国家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 。然而,中国人民从未放弃对国家复兴的追求,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逐渐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 。如今,中国人民更加坚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这种信念激励着全体人民团结一心,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时,中国人民能够众志成城,共同克服困难,推动国家不断向前发展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便是引入国家资本,这一模式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对于目光短浅的普通民众与资本而言,追求短期盈利是其本能需求 。然而,国家资本将盈利视为调配资源的手段之一,不但可以在短期内不追求盈利,还可以承受亏损,以全力满足前文提及的 “持续性三角” 需求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国家资本能够投入大量资金,建设高速公路、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促进地区间的经济交流、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虽然在短期内,这些项目可能没办法实现盈利,但从长远来看,它们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以风洞建设为例,美国如今之所以无法生产高超音速飞行器,包括飞机和导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缺乏先进的风洞设施 。像风洞这类需要长期大量投入资金的项目,被资本利益集团绑架的美国政府根本无力长期支持 。但在中国,从钱学森时代起,就开始持续建设风洞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 JF22 风洞技术已领先美国同类风洞 20 年 。这一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国家资本的全力支持。国家资本能够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不计短期成本,持续投入资金进行风洞建设和研发技术,从而使中国在风洞技术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 。
为了防止资本操控国家,中国从古代便开始积极探索应对之策 。早在西汉时期,面对门阀势力的崛起,这些门阀家族凭借着庞大的财富和势力,试图干预政治,操控国家的发展趋势 。西汉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这一问题,这中间还包括不断吸纳新鲜力量进入权力机构 。通过察举制等选拔制度,选拔那些有才能、有品德的人进入官场,打破了门阀势力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这些新鲜血液的注入,为政府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思路,使得政府能够更好地应对很多问题,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
到了东汉时期,豪族势力逐渐壮大,他们在地方上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势力 。豪族们通过种种手段,试图将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政治领域,对国家的政治稳定构成了威胁 。东汉政府在借鉴西汉经验的基础上,加强完善了应对策略 。除了继续通过选拔制度吸纳人才外,还加强了对豪族势力的监管和限制 。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法规,限制豪族的土地兼并行为,防止他们过度扩张势力 。同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削弱了豪族在地方上的自主权,从而有效地遏制了豪族势力对政治的操控 。
首先,不断吸纳新鲜力量进入权力机构 。古代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科举制度为广大寒门子弟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他们能够通过读书考试进入官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这种制度打破了世家大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得社会各阶层的人才都有机会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来 。如今,中国通过公和高考选拔优秀人才 。公是选拔政府工作人员的重要途径,通过严格的考试和选拔程序,选拔出具备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人才进入政府部门,为政府的高效运转提供了保障 。高考则是选拔高等教育人才的重要方式,通过高考,选拔出具有学习能力和潜力的学生进入大学深造,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 。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为何盗窃高考试卷的罪行比抢劫银行更为严重了吧?因为高考关系到国家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
其次,确保权力高于财富,严格限制财富对权力的渗透 。在中国,法律明确规定,权力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任何人都不能凭借财富来获取不正当的权力 。这一原则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许多有钱人选择移民国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一些国家,财富能够带来近乎无限的权力,他们能够最终靠金钱来影响政治决策,获取更多的利益 。而在中国,这种情况是不被允许的,政府通过加强法治建设,严格监督权力的运行,确保权力不被财富所腐蚀 。
再者,允许财富传承,但坚决杜绝权力世袭,并将其融入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一种政治共识 。在中国,大家普遍认为,富商将财产留给子女是顺理成章的事,这符合社会的经济规律和家庭传承的需要 。但官员若试图将职位内定给子女,必然会引发民众的强烈愤慨 。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社会的一种基本共识 。政府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强化制度建设,确保权力的公平分配和公正行使 。从公务员选拔制度到干部任用制度,都强调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选拔出真正有能力、有担当的人来担任领导职务 。
当然,或许有部分人会说,国内某些地方似乎也存在权力世袭现象 。对此,我建议大家了解一下在美国,真正的权力世袭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 。在美国,政治权力往往被少数家族所垄断,这些家族通过各种手段将权力在家族内部传承,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门阀现象 。相比之下,中国在防止权力世袭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
综上所述,美国的衰落并非偶然,而是西方文明体系性问题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 。从未能形成稳固的大政府模式,到小政府模式在全球化面前的无力,再到产业转移引发的一系列矛盾,以及完美产业国家出现后激化的冲突,这一系列问题犹如多米诺骨牌,相互作用,最终导致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逐渐下滑 。
相比之下,中国的发展模式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成熟的大政府模式、对国家资本的有效运用以及应对资本操控的历史智慧,使其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稳步前行,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中国的成功,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思路和模式借鉴,证明了不同的文明和制度体系能够最终靠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发展 。
美国的衰落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能固步自封,而应不断审视自身的发展模式,及时作出调整战略,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 。同时,我们也应从美国的衰落中吸取这次的教训,警惕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几个国家出现,一同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稳定的国际秩序 。
柴桂华,专栏作者、心理学者,柴桂華社会能力训练团队创始人,高级咨询师、培训师、总督导,能力“四法”(认知法、想定法、兵推法、事练法)研发人。